一个“赤脚医生”和他的30万患者-大联大烂公司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首席记者 鲍亚飞 通讯员 杨念先 章安东

一个出生只有三天的婴儿，他摸过，量体温，40.2度，烫；

一个八个月的娃娃，他摸过，一颗葡萄卡在喉咙，喘不上气，脸憋青紫；

多少个七十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他摸过，为了量血压、搭脉搏、打点滴……

他目送了一个又一个老人离开，当然，更多的是看着一个又一个痊愈的孩童从他身边被放心、高兴、感激地抱走。他叫方双斌，一个在乡镇卫生院呆了34年的“赤脚医生”，不求仕途只问医药——有一个大概的数据：这些年中，他的自行车、摩托车跟着他在出诊的路上跑了将近20万公里，前后有约30万人得到过他的诊治——换算下来，这个乡镇的所有人平均每人在他这里问诊看病15次。

中国医师节刚刚过去，让我们走近这个每天呆在大山深处的基层医务工作者，听听他的心里，在想什么？

儿子从医，因为父亲白衣上的血

他试图退出视频，点按了三四次都没有按准。终于按到了，他把手机“咣当”一声扔在桌上，靠着椅背，好像终于放开了什么东西。屏幕没关，亮在朱漆的桌面，没有声响。

视频里的父亲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呼吸管，一边用手比划，一边向儿子嘱咐家事。从父亲的无所不能到现在的风烛残年，方双斌想起了很多，比如批评，比如严厉，比如责任感，再比如几十年前那一件被沾满血迹的白衣。

父亲也是一名医生，在浙江西部淳安县的大山深处的“双源乡卫生院”，医院再往山里走，一小时就到了安徽，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山民如果有个头疼脑热的就指着这一家“医院”。

那天，方双斌跟着父亲在卫生院。中午前后，这个小小的医院突然被叫喊声打破，还没来得及查看，嘈杂的脚步声就已经进来了——几个人陪着一个中年男子，有人在干活时被锄头砸了脚，脚上裹着一张报纸，血把字浸红。“我父亲跑上去，搀男子到清创室，一揭开，鲜血喷出来，地上、桌上、白衣上……”

一直到处理好一切，看到男子走远，方双斌还没有回过神，对12岁的他来说，这个场景恐怖而且伟大——恐于伤情，伟于医者的无所不能。

6年后，方双斌从淳安卫校毕业后，真的变成了一个出诊医生。那个时候，所有的医生都要翻山越田进村给人看病，村民更愿意称呼他们为“赤脚医生”——风里来雨里去，常年卷着裤管光着脚。方双斌并不忌讳这个称呼，从18岁开始到今年的34年间，他知道自己更善于在大山间奔走，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

22年前，也是一个中午。一个妇人急得在卫生院的门口大哭，汗泪留下来滴到怀里抱着的孩子身上——八个月大，面白唇乌。妈妈说孩子的喉咙里卡着一颗葡萄，透不过气——午饭时间，母亲找不到救她儿子的人。

很巧，方双斌正在不远处，听到哭声，他跑过去，抱过孩子，转过其身拍其背；又改用棉签两根，端正孩子的坐、身、喉，使眼睛、棉签、喉咙一条直线。葡萄取出，小孩哭出。这两分钟，对妈妈来说就像一年。孩子姓余，今年已经22岁，一米八高，今年正在西班牙留学。

20万公里山路，自行车+手脚并用“走”出来

淳安在杭州的最西部，浪川在淳安最西边。山多路窄，浪川哪里的山路最难走？问方双斌，他知道。

行医前十多年间，方双斌说浪川乡还没有一条像样的硬化马路，通往“茶岭”、“汪家”的机耕路最宽处也不到两米。他几乎每天都要出诊，这条路，数不清走过多少遍。能记住一辈子的“路”也就在这里了——那一天，他出诊结束归心急切，下坡车速快又颠簸，自行车的刹车抵不过惯性的冲击，方双斌连车带人摔到地上。缓过神来的第一件事是先摸到药箱检查里面的药品安全——阿司匹林、扑热息痛、青霉素这些药品在当时都是“宝贝”，破一支就少帮助一个人。“向医药公司申请，要一百支顶多给你五十支。”

山路一步步被人用脚走出来，经验也是自己一次次摸索积累。

不久后方双斌到了浪川乡卫生院，这里没有一位专职护士，所以医生不能只管开药，还要负责给病人打针输液。“次数多了，自然也就熟了。”大小患者，没有规律地来到医院，几年时间，方双斌驾轻就熟。如果自己生病，方双斌从来都是“右手扎左手”，不找人帮忙。

乡卫生院只有不到十位医生，面对的是全乡两万多山民，偶尔还去更远的姜家、汾口帮忙。他没有做过确切的统计，但如果以每天20公里算，34年间，他在山道水边跑了有20万公里。

全乡2万人，他给每个人看病15次

如果去到浪川问：可认识方双斌？你或许得到一个反问“是那个医生？”

从医三十多年，方双斌被同乡人认识了太多次。

认识的人多了，自然也有人劝他到更大的医院去，到待遇更高、工作更轻松的岗位去。他的很多同学有的调入了上级医院，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而方双斌除了曾任过浪川卫生院的院长外一直没有刻意追求过其他——他好像不太“上进”——但他其实有过很多次机会，只是因为那么多农村患者，对他来说似乎有着近乎偏执的不舍。

今年6月的一天，方双斌在一次出诊中遇见一位老婆婆——得了阑尾炎，痛，但不去医院——和不少山民一样，他们觉得“过几天，病自己会好”。他知道这个病症的凶险，劝了好久，老人却说“家里就我一人，我去了，猪和鸡谁管”。他开着车，“绑架”一样把老人送到了医院。挂号、取药、办手续，一切妥当，他才给老人的儿子电话……“以前有个类似的患者，我发现了，没有坚持，最后变成了腹膜炎，悔痛到今。”他说，他坚持了一次就减少了一次病症加剧的可能。“我知道农村的这些老人，医生也有这个义务。”

浪川乡大联村村民占彩女今年81岁，在十三年前得了尿毒症，瘫痪在床，严重时甚至无法进食。经过方双斌长达半年的中药调理，她恢复了健康。

“我以为自己的日子只会一天天坏下去，谁知道还能走到今天。”病愈后，她想请方医生吃饭，想给方医生送点家里的土菜，最后都没有成功。所以一切的感谢都只能化为一面锦旗。“我家来了多少次，他又给我看病多少次都数不清了。从我自己身上我知道了一个好医生是怎么样的。天天在医院、在农村，在像我这样的病人家里。感谢他，也真心要说他的好。”

现在，方双斌的手机里存的最多的是病人的电话，100多个，占他手机通讯录的六成还多。“只要电话来，越是深夜越说明病情重，我越是要去。”

没有什么可以对这样一个贴在一线、走在山间、暖在人心的“赤脚医生”再说什么。“医生无能，病人遭殃。”方双斌办公桌玻璃台下这张纸条上的话或许能解释些什么。“‘无能’不仅是说技术，更是说态度和责任。我们的医术并不能天下无双，但心里的责任却是一点都不能懈怠和大意。”

平均下来方双斌一天要接诊近三四十个病人，从医34年，粗略估计，他看过的病人超过了30多万人次——也就是说，在两万多人口的浪川乡，他平均给每个人看了15次——有的是一人几十次，有的是一家几代人。

浪川卫生院是淳安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共体分院之一。该医共体办公室主任郑名念说，方双斌是乡村医务工作者的一个代表，既继承了上一辈人的经验、责任和对医务事业的热诚，又学习了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医疗网络中最贴近患者的“兜底力量”。他说方双斌几十年如一日工作在农村，白天黑夜工作在乡村，晴天雨天出诊在山村，甘于奉献不计得失，是优秀的乡村医务工作者，也是无数最贴近患者的“赤脚医生”中的一个。

采访的最后，聊起心愿，方双斌说他最盼望的，是能有机会去杭州的大医院，跟着老专家，像学徒一样好好地学上一段日子，然后再回来，再和浪川的乡亲们共快乐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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