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上海人在贵州-上海公司在贵州有什么政策

想写这篇文章的念头起了很久，真的很不忍心，文中的主人公是我很崇敬的前辈，所以我很犹豫，我把它称为Z工吧，因为他还是一个老资格的工程师。

Z公是上海人，50年代未期贵州教育界有一个现象:大中专学校办起来了，但头重脚轻，基础教育中高中很缺乏，所以，50年代到60年代，贵州的大中专院校到外省发达地区去招生，Z公就是50年代未贵州一所中专到上海招生。上海当地动员其报考，于是他来到贵州求学。

人的命运由此而转变，中专毕业后Z公学习成绩优异，学校又将其送到北京一所大专学校进修，意图进修回来后回校任教。

Z公仪表堂堂，非常英俊，又有上海人的温文尔雅，人还聪明，啥东西一看就会，在北京期间，是学校的明星学员，在那里，遇上了同校的一位北京姑娘，互生情愫，定下终生。

60年代到来，Z工结束进修回修，正遇上国家极困难，中专暂停招生，师资一下又用不上，回校后的他又改分配到政法机关。

一年后，北京那位姑娘毕业后毅然离京，坐几天几夜火车，辗转来到偏远的贵州，再坐一天客车，到一个县的政法机关，与Z公结为连理，这位夫人家住天安门附近，为爱情离京，堪称爱情伟大的模范。

一个北京人，一个上海人，两个繁华都市的年轻人在偏远落后的贵州开始了一生曲折艰难的日子。

Z公一表人才，文革中选为全版样板戏中的主演，排演的样板戏在政法系统，在整个地区巡回演出，他的英俊形象迷到了好多姑娘。

虽然人在贵州，但大都市的情结始终在心底，70年代中期出生的俩儿子，他们全部寄养在北京外婆家。

北京的外婆也许是教育观念，也许是念及俩孩子父母在偏远的贵州吧，自小对俩孩子很娇宠，尤其是第一个儿子。

80年代，Z工晋级为单位中层干部，这时才把孩子接回贵州，但为时已晚，特别是老大，已到上高中年纪，学习很糟糕，完全没有父亲的聪明劲。以后勉强上了贵阳一所技校，毕业后进一家小国企当了工人，但从小在北京娇生惯养的的他，那里吃得下当工人的苦，不到一年，便辞职去了北京的外婆家。

到了北京，高不成低不就，始㚵没找到一份工作，加上户口在贵州，正现的单位也进不去，就一直住在外婆家，每天吃饱喝足了就睡大觉，人长得一肥二胖，一点Z工年轻时的英俊风彩的影子都没有。

老二回来才刚上初中，Z工俩看看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全力辅导督促他学习。90年代初考入北方一所大学，毕业时北京出台了支边北京人子女回京政策，回到北京进了一家不错单位工作。

90年代后期，上海也出台了支边青年回沪的相关政策，还差几年退休的Z工得以惠及。在贵州呆了30多年后调回上海，再过几年，夫人退休后回了北京，Z公正好退休，夫妻俩在贵州多年后，终于回到北京安享晚年。

回京不久，他俩已到40的大儿子突患重病，抢救回来后成了有些痴呆的人，生活要人时时管住，成了俩人很大的负担。

也许是心里压力很重吧，Z工夫人回京不几年，患病亡故，想想，当年一风华正茂，漂亮多情的一北京姑娘，花差不多一周时间，坐火车，坐大客，再坐解放卡车义无返故奔贵州的爱人而来，回故乡才几年就亡故，让人感叹不已。

现在，年过八旬的Z工在北京与小儿子一家，还有大儿子共同生活，照看孙子，但更多时候要照看50多岁的大儿子，幸福中有艰难，艰难中也有幸福。

好在Z工很乐观，学习劲头很足，每天打乒乓球。还打蓝球，从不间断给朋友们微信中问早安。

想想Z工这一辈子，曲折，艰难，感叹良多。

希望他保重，继续乐欢，过安康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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