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规划发布主攻育种和农机柱塞阀

农业科技规划发布 主攻育种和农机

每年聚焦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历来被视作新年首轮行情的冲锋号。

按农业部此前披露的日程，年底，农业部将召开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安排明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此后，一年一度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将召开，中央一号文件将在这一高规格的会议上发布。

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分析师马文峰告诉早报记者，可以预见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还是三农，2011年聚焦水利建设，而2012年将会聚焦农业科技。

为何是农业科技

马文峰作出上述判断之际，12月25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纵论农业科技。该文开宗明义：“当前，我国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新时期，资源约束更加突出，风险挑战更加严峻，农业农村经济已经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关键阶段。”

事实上，农业科技年年提，但今年以来的种种迹象显示，其已成为决策者思索三农问题的抓手。

早在今年4月，农业部党组便已部署开展农业科技重大问题调研。进入下半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频赴各地调研农业科技改革。陈锡文7月在安徽宣城调研时，安徽省副省长余欣荣提出，“要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待农业科技的重大命题。农业科技的发展，关系到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工业化的同步发展。”

几乎是同时，7月21～23日，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主持召开农业部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研讨农业科技发展。韩长赋警告，“支撑农业发展的资源已经绷得很紧，农业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突出，必须要突破资源制约瓶颈、应对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等新挑战，出路在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根本依靠是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水平，全面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对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的担忧，也曾出自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之口。张桃林一度提及，农业劳动者存在数量萎缩、结构失衡、素质堪忧、后继乏人等问题。

农业科技创新机制

临近年底，农业科技的内涵得以“丰富”。

11月，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潘海平在杭州召开的有关农业科技管理的会议上说，“农业科技工作需围绕深化农业科研机构改革、完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加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等重点展开，切实对基础研究、基础性工作、重大关键技术研究等周期长的科研领域给予连续稳定支持。”

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研究明年经济工作，提出健全农业科技创新机制。

12月12～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努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坚持科教兴农战略，增强农业科技攻关和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农业技术推广。”

12月14～16日，农业部举行党组扩大会议，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被列为明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首要考虑。

12月25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表示，明年财政部门将完善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和粮食直补政策，增加农机购置补贴规模。这一切，对应的也正是所谓“农业科技”。

“种子问题是核心”

马文峰告诉早报记者，农业科技的内涵很丰富，主要包括几个大的方面：种子的研发，包括育种、制种技术，以及转基因等现代生物技术；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使用技术；种植技术、种植模式和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等等。（编注：中原证券11月底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到，从已出台的一系列“十二五”农业子规划来看，未来五年农业科技的重点推广方向包括良种良法、节水灌溉、测土配方施肥、农业机械化、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品种改良、动物防疫、环保饲料等。）

作为发展农业科技的题中之意，近几年，中国已构建了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了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

“虽然农业科技涉及的方面很广，但是核心是种子问题。”马文峰说。

“农业部于9月4日成立了种子管理局，说明了对种业的重视程度。而且，中国如果不能将化学农业转化为生物农业，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就解决不了。”中信证券农林牧渔行业首席分析师毛长青曾向某权威财经媒体表示，化学农业对粮食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

马文峰表示，从全球来看，中国水稻的单产产量比较高，但是水平却在同步下降，现在美国和日本已经超越了中国；小麦的单产虽然也有提高，但是只处于世界中等水平；而玉米的单产产量则比较落后。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也提到，因为单产产量低，而人口多，消费量大，目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粮食、棉花、肉类、植物油、蔬菜等供应都是偏紧的，目前中国消费的植物油甚至有2/3依靠进口。

潘海平曾提供过这样一组数据：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中国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70%以上的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大多数国产农机产品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水平。

两大制约：体制和投入

马文峰认为，中国的农业科技是发展很慢的。目前制约农业科技主要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投入问题。

“体制上看，不管是中国的农民还是美国的农民，都不可能去搞农业科技研发。目前中国的农业科技研发主要是各地农科院、种子公司、农业大学等，但是因为科研力量分散，各干各的，难以形成合力。” 马文峰说。

据不完全统计，现有的20多个国家级的农业科技计划，分属多个部门，这些计划之间缺乏长远规划与有效衔接。

这还只是一个方面，马文峰还告诉早报记者，拿种子公司来说，中国80%～90%的种子公司都是制种公司，而不是育种公司，并没有多高的研发水平。即便是有些科技成果，也被人用来申报职称和要项目用，根本没有去进行产业化。

当下，中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达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科技进步贡献率也仅为52%，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

“农业投入大，产出回报率低，现在的环境并不是很好。别说是投入农业科技，即便是我这样的农业研究人士，现在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了。”马文峰告诉早报记者。

据统计，2009年，中国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GDP的比例仅为0.6%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的比例。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向《人民日报》建议，希望各级主管部门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完善公益性的体制机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表示，稳定投入与竞争性经费之间的比例为7 3比较合适。

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农业部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上，韩长赋强调了农业科技的公益性定位。

从更高的政策层面看，有识者指出，“如果土地流转不能继续推行下去，谈农业的科技化、现代化、规模化、产业化只能是一句空话，中国的农业问题还是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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